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张，使得城市面临越来越大的应急管理挑战。近年来，风险因素的不确定性致使灾害事件频发，例如，2008年南方遭遇低温冻害事件、2011年“甬温线动车撞车”事件、2015年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件、2019年凉山森林火灾事件等。这些事件凸显了当前应急管理工作正面临的严峻挑战。为有效应对这一挑战，中国建立“一案三制”应急管理体系，其中“应急文化”在该体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18年，应急管理部成立后，应急文化建设更是被提上新的历史高度。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急文化已经成为政府与学界关注的问题。

应急文化是一种全方位、全过程的应急思维，它渗透在人类的应急实践活动中，即体现在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等4类突发事件实践中，既体现在人们的意识形态上，又存在于应急管理制度性结构中^[1]。目前关于应急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比如美国、英国、日本等。美国学者Nævestad^[2]在2010年提出应急安全文化是一种共享参考框架，其作用是指导工作人员理解什么是危险，并激励对预防性实践的探索及其合法化；Geis^[3]教授认为利用我们掌握的灾害规律，去建构减灾型社区是减轻和防御灾难的重要途径，推动社区灾害应急文化的落地，需要普及应急文化和建造社区应急组织共同作用^[4]；美国“全社会参与”的应急管理文化理念，把全国准备工作作为一项基本战略，把核心能力建设作为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基本方向^[5]。英国在应急管理过程当中重视“逆抗力”为基础的应急文化建设，并通过业务连续性管理来增强各类组织的“逆抗力”^[6]；日本民众和政府在灾难预防方面的灾难意识超高，应对灾难方面，具备科学、丰富的应对知识、严格有效的灾难应对演习和系统高效的灾难反应体系^[7]。美、英、日等国对于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视，分别发展出适合自己的应急文化体系。

国内主要从2个视角研究应急文化。①应急文化理论研究视角：张华文等^[8]在文化学的理论基础上，把应急文化分为表面层、中间层和核心层；韩传峰等^[9]在沙因文化层次理论的基础上，把应急文化区分为潜在假设层、价值观层和表现层。②应急文化体系构建视角：刑娟娟^[10]提出应急准备文化体系应从应急知识、应急意识和应急行为3个要素入手；张华文等^[8]对社区灾难应急文化体系建设，提出物质文化、技术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等5个层次，为构建应急文化体系提供了参考。此外，还有不少学者从日本灾难片中探讨中国应急文化的发展之路。例如，王萍^[11]、司徒苏蓉^[12]从日本灾难片入手，比较分析中国应急文化的不足，为中国应急文化体系构建提供支撑。

以上学者对于应急文化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我国应急文化体系构建提供了重要参考。然而，应急文化研究视角广泛，研究方法趋于多元化，以上关于应急文化的研究中主要针对应急文化体系构建提出建议，或者对单一国家应急文化进行研究，尚未对中外应急文化的差异展开研究。同时，应急文化的表现形式丰富多彩，而以影视作品为载体的应急文化鲜有学者关注。因此，本文试图从中外灾难影片的视角下，研究中外应急文化的差异，为中国应急文化建设找到可取的借鉴与经验。首先，收集豆瓣电影上所有的灾难片；其次，根据一定的规则进行筛选，选出与研究内容相符的灾难片；再次，在观赏中西灾难影片的基础上，对灾难影片中中外应急文化差异进行比较；最后，探寻中外应急文化差异的原因，并对中国应急文化建设提出切合实际的建议。

灾难片从诞生到现在并没有一个权威且明确的定义，存在着众多说法。《电影艺术词典》将灾难片定义为：“以自然或人为的灾难为题材的故事片”。其特点是表现人处于极为异常状态下的恐慌心理，以及灾难所造成的凄惨景象，并通过特技摄影造成感官刺激和惊悚效果 ^[13]；郝建《影视类型学》则定义为：“以自然界、人类或者幻想的外星生物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大规模灾难为题材，以惊慌、恐怖、凄惨的情节和灾难性景观为主要观赏效果的类型”^[14]。简而言之，“灾难电影”（disaster film）是叙述一群人如何齐心协力逃避一场人为或自然灾难的电影^[15]。综上所述，不管如何定义，灾难片包含3个核心要素，一是灾难作为影片的重要元素；二是人类采取怎样的途径来面对灾难；三是灾难片的意义，即灾难片给人带来视听享受的同时，带来怎样的思索。

本文选取的灾难影片主要从豆瓣电影网站上搜索得到。豆瓣作为中国最多用户的电影评价平台，采用五星评分机制，赋予每个参与者不同的权威值，最终加权平均后得到影片的最后得分。在豆瓣电影平台上，点击电影分类“灾难”，对展示的灾难影片进行收集，并将得到的检索结果导入Excel中，根据检索影片的电影简介和电影标签进行筛选，最后得到中外灾难电影数据集（图1）。

图  1  灾难影视作品建立数据库流程

1) 数据收集阶段：主要运用布尔逻辑算法，在豆瓣电影网站上进行灾难影片的收集，形成灾难影片文本元数据。

2) 数据预处理阶段：采用人工筛选的方式对于搜索到的灾难影片数据进行简单处理，去除明显错误的数据，形成灾难影片文本数据。

3) 数据筛选阶段：对文本数据按照电影标签和简介进行剔除，主要依据一部电影灾难片标签大于总标签的50%，或者电影简介中有反映应急预防、应急准备、应急响应和应急恢复内容的关键语句进行筛选，形成灾难影片数据集。

基于以上步骤，本文筛选出109部灾难影片（图2）。其中，中国灾难影片42部，占总体的38.5%；西方灾难影片67部，其中，美国灾难影片46部，占总体的42.2%；韩国灾难影片8部，占总体的7.3%；日本灾难影片4部，占总体的3.7%。美国灾难片数量占据全球灾难片的榜首，中国灾难片数量位居全球第二。

图  2  中西方各国灾难影片总数占比情况

根据人类所面对的各类灾难为题材,大体上可以分为自然灾难(即天灾)、意外事故引发的灾难、战争引发的灾难、怪物肆虐引发的灾难和外星人入侵引发的灾难5类^[16]。莫·亚科沃在《地毯里的臭虫：论灾难片》里将灾难片分为8类，分别是“自然界的袭击、旅行灾难、城市崩塌、怪物、劫后幸存、战争、历史题材、喜剧性题材”^[17]。

在参考已有灾难片分类研究的基础上，按照灾难的发生原因将灾难片分为以自然灾害为主的灾难片和人祸为主的灾难片。其中自然灾害为主的灾难片又可以分2类，一类是以真实自然灾害事件为表现素材，包括火山、地震、海啸等。典型代表性的作品有，以2006年8月浙江温州登陆的超强台风“桑美”为题材的《超强台风》，呈现美国西雅图大地震为代表的《10.5级大地震》；另一类是真实事件上幻想出来的自然灾难，或者是对自然灾害的未来预知，如《活火熔城》、《末日崩塌》、《流浪地球》等对未来世界灾难的预言。以人祸为主的灾难片，将灾难发生的原因归咎于人的因素，其深层原因是人类的活动，包括人类自身的失误和管理上的缺陷。本文依据灾难片取材体例，把灾难片分为真实事件的灾难片和想象危机事件的灾难片。例如，以“9·11”恐怖袭击事件为原型的电影《世贸中心》，还有以全球变暖为主线，设想全世界进入冰川世纪，人类将会面对毁灭性灾害的《未来水世界》。

按照灾难片中灾难侧重的阶段不同，我们将灾难片分为灾前作品、灾中作品、灾后作品和全过程作品。灾前作品指电影凸显的故事情节主要是灾难发生以前，人们采取的预防措施等，比如《后天》描绘了温室效应下全球气候异变，人们为自救而采取的一系列预防准备措施；灾中作品为侧重表现灾难发生时，进行灾难响应的影片，比如《火灾》、《天地大冲撞》都描绘了灾难来临时政府采取的应对和处置灾难的必要措施；灾后作品为刻画灾难发生以后的救援和恢复为主的灾难影片，比如《唐山大地震》、《世贸中心》分别描写地震和恐怖袭击后的救援故事；全过程作品是指包含灾前、灾中和灾后全过程，3部分在灾难影片中均匀分布，例如全过程记录台风以及进行救援的电影《超强台风》。图3为各国不同灾难阶段的影片数量。

图  3  灾难影片所展示的应急阶段数量情况

按照灾难发生的类型，可将灾难片分为单一类灾难片和综合类灾难片（表1）。单一类灾难片是指影片中灾难类型单一，不包括其他灾难类型。具体可分为，火灾类《火灾》、《救火英雄》等；水灾类《战洪图》、《十二次列车》等；地震类《10.5级大地震》、《唐山大地震》等；台风类《超强台风》、《龙卷风》等；病毒类《非典人生》、《感染列岛》等。综合类灾难影片是指影片中灾难类型至少含有两种或两种以上，如《2012》、《流浪地球》等。

在观赏中外灾难片的基础上，比较分析得出：中外应急文化既有相同点，也存在差异。当灾难来临时，灾难影片中人们都会团结起来，众志成城，一致抵御灾害。然而，中国灾难片更多强调集体主义，而西方灾难影片中更多凸显个人主义。中外应急文化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灾难片中的应急知识、应急预防准备文化、应急主体的应急行为和灾难的评价和问责等方面。

应急知识作为应急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外灾难片中的应急知识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灾难类型的认识和灾难阶段认知两方面。由于我国将突发事件分为4大类，因此我们将灾难影片按照4个类型进行影片数量统计（图4）。

图  4  各种类灾难类型影片数量分布情况

由图4可知，中西方在各个类型的灾难影片都有涉及，其中以自然灾害为题材的影片最多，表明全球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其社会安全事件的灾难影片较少，中国只有1部，表明中国对于社会安全类灾难影片的认识尚处于初级阶段。另外，事故类灾难影片和公共卫生类灾难影片中，中国事故灾难影片数量明显高于西方，这与中国对于事故灾难事故的重视程度高紧密相关。公共卫生类灾难影片中，中国拍摄的题材大部分是非典事件，这与中国2003年SARS事件紧密相关，而西方拍摄的主题涉及病毒感染、传染病等，题材相对中国更加丰富。

突发事件在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呈现频发、高发的状态，降低灾难带来的损失，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各国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除了政府作为处置应急事件的主力军之外，也有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积极参与危机事件的处置，在整个危机事件中分别发挥各自的作用。下述根据灾难影片的内容，分析应急主体中的政府、非政府组织、个人方面的差异(表2)。

中外应急文化在政府方面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救援队伍建设和预防预警。在救援队伍建设上，中外应急救援队伍都有着雄厚的实力，但在专业性上存在差异，西方应急队伍的整体专业水平比中国应急救援队伍强，这种差异在影片中集中表现为中国救援队伍的装备配置和现场指挥。在预防预警方面，西方灾难来临前的预防预警水平明显高于中国。例如，《日本沉没》影片中专家对于日本未来可能面临的地震、海啸等灾害进行了较为准确、及时的预警。中西方预防预警能力的差异，反映出我国应急预防预警能力不强的现状，亟须通过人力投入和科技研发投入来提高。

非政府组织在灾难影片中最显著的差异是志愿者组织。志愿者组织作为灾难发生后进行救援的重要力量，可有效减少人员伤亡。中西灾难影片中志愿者组织的差异体现在救援队伍和特殊服务方面。具体而言，中国志愿者组织的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西方志愿者组织的发展水平，其组织的管理与服务水平呈现较大的差异。例如《唐山大地震》中对于灾后救援的志愿者只要愿意参与即可进入灾难现场，参与救援活动并没有什么专业能力等门槛的限制。由于志愿者自身救援知识的缺乏和志愿者组织的混乱，造成救援效率的低下。而西方灾难影片中，志愿者队伍分工明确，进入灾难现场救援实行门槛机制，可避免救灾现场混乱，提升救援的效率与质量。比如《10.5级大地震》震后救援活动按照相关规定对于现场的严格管理和选择一定的专业化志愿者队伍参与救援。另外，西方灾难影片中志愿者会提供心理辅导的服务，而中国灾难影片中几乎没有。

中外灾难影片中，个人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自救互救能力。中国灾难片中凸显党员的模范带动作用，比如《十二次列车》、《冰河死亡线》、《超强台风》等灾难影片中突出党员在灾难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保护人民群众，为他人奉献自己的高贵品格。与此同时，民众个人的自救互救能力较弱，缺乏掌握灾难逃生技能，面对灾难时大多表现出惊慌失措的画面。西方灾难影片中更多的是个人英雄来拯救于水火灾难之中的民众，彰显英雄主义，塑造救世主来拯救大众，比如《活火熔城》、《地心抢险记》、《萨利机长》等影片主要凸显个人拯救陷在灾难中的民众，突出西方民众的个人灾难意识强，面临灾难时的自救能力强。

应急评价与问责文化是应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应急评价文化关系灾难的反思与深入学习，对提升同类灾难的应对能力有不可或缺的作用。问责文化在应急文化中与灾难责任明确与否、能否激励现场和属地应急指挥人员积极性等问题紧密相关。纵观中外灾难电影，不难发现中国灾难电影中对于应急评价文化中的灾后评价与反思相对较少，这表明我们应急评价文化中的反思意识与总结工作不到位，需要进一步巩固与提升。西方灾难片中应急评价与反思方面表现在灾难纪念馆，保留灾难损坏的历史记忆，从灾难中反思与学习；另一方面，问责问题有相应免责适用条例。比如，《萨利机长》中机长在起飞不久遇到鸟群袭击，没有听从地面指示，而将飞机迫降在哈德逊河上。事后人们质疑他不听从指示，可能酿成大祸，纷纷追究他的责任。机长备受煎熬的解释危机状态和可行方法的关联，最终无责。可见，西方灾难片中的问责相比中国而言，更具有灵活性与实用性。

总而言之，灾难影片视角下的中外应急文化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应急知识、应急主体和应急评价与问责等方面。了解其背后的原因，有助于我们学习与借鉴西方应急文化，丰富与发展本国应急文化。

人们在灾难中的各种表现，正凸显应急文化的差异，产生差异的因素主要体现在文化背景的不同、思维方式的差异和地理位置的差别等方面。

中华文化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其核心是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融。中国人的“天人合一”思想，使得人们习惯从道德因素、自我本身寻找灾难的原因，从而使与自然的对抗失去意义，赞扬灾难下人类美好品质也显得不够理直气壮，缺少那种崇高感^[18]。电影作为一种政治形态的宣传方式，已然承接“家”文化的内蕴，甚至是对“天人合一”、“万物一体”思想的现场解说。正如陈独秀所言“西洋民族以自我为本体，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19]。中国灾难电影更不例外，很好地将“家文化”以及社会价值观契合。例如，以真实发生在上海虹桥机场的飞机迫降事件改编而成的电影《紧急迫降》，片中机长将小我与国家紧密结合，发挥自己的智慧，拯救全机乘客，表现出“小家”与“大家”的结合。

美国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认为，西方文化是一种罪感文化。人们的罪感意识主要来源于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说”，认为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人人生而平等^[20]。当人们犯错误时，就要接受上帝的惩罚。为避免惩罚，需要不断地加强自我忏悔与反思，注重自身的行为习惯，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这种文化映射在西方灾难电影中表现为英雄主义和个人主义，深入挖掘灾难中的人性价值和知识价值，凸显灾难的价值与意义。例如，《火烧摩天楼》中摩天楼因防火材料不达标，引起大火，由此引发全美建筑物火灾安全的大盘查，凸显电影文化价值的同时，启迪人们提高在现实中对灾难的防范意识。

思维方式的差异最直接体现出对灾难认识与应对方面的差异。东方民族的思维方式呈现圆形，以直觉体验为依据，注重整体感受。西方民族的思维方式呈线形，以逻辑实证为依据，强调部分分析^[21]。因此，中国对于灾难的本质认识不够深入，竭尽全力挽救灾难中人的生命和财产，忽视对灾难本身规律的深入探讨与研究。中国灾难影片中较少采取高科技手段或方式对灾难进行监测与预警。西方对于灾难本质认识更为深入，分析与总结灾难的形成规律，采取各种科技手段预警预报灾难。例如，洪灾电影中的《战洪图》和《水啸雾都》，前者对于洪灾的预防预警作用几乎无效，并没有专门的救援队；后者运用高科技准确对洪灾进行监测，给民众做出预警，并派出专门的救援队进行救援。面临洪灾的不同表现，说明两者对于洪灾的认识程度不同，表现出来的行为也存在差异。

我国地理位置相对优越，自然环境相对较好，遭遇特大灾难的状况较少，对于灾难的科学认识把握不够全面，应急意识相对薄弱。当遇到灾难后，表现出来的更多是惊慌失措，没有采取相对有效的应对措施。在防灾能力和救援能力方面发展程度较低，主要体现为综合性防灾能力弱和综合性救援体系不健全。日本面临的灾难更多来自于大自然，在与灾难的长期斗争中，对于灾难的认识更为全面，并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对灾难的形成、发展、消亡等环节有着系统的认识；同时积极运用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提升灾难的预防与预警能力，构建高效、科学的灾难应对体系。

在观赏中外灾难电影的基础上，发现中外灾难电影中应急文化的差异，其差异具体表现在应急知识、应急准备文化、应急主体及应急评价和问责等方面。其中文化背景因素、思维模式因素和地理位置因素的差异是造成应急文化差异的重要原因。同时，西方灾难电影本身的拍摄与表现手法、志愿者文化以及问责文化为中国灾难应急文化体系的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据此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急文化建设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 提升灾难电影拍摄技术与水平。需要进一步扩展灾难影片主题，提升灾难电影的拍摄水平，运用新技术、新方式讲好中国灾难故事，传播中国特色的应急文化。

2) 增强应急志愿者文化建设，培养高规格、高水平的志愿者。展开应急技能培训与竞赛，提高志愿者的应急技能与操作水平；另外，需要向社会大众大力普及应急知识，让应急知识进校园、进社区，提高社区民众的自救互救能力。

3) 打造更加明确、适当和人性化的应急问责体系。当灾难过后，除了对事故发生原因、经过和处置措施评价外，更为突出的是对事发地政府的主要负责人进行问责。需要进一步梳理应急管理责任体系，将责任划分清晰明确，构建责任到人、奖罚分明的问责体系，适当的根据地区实际情况，推出有关免责条例，激活应急管理者的积极性，做好应急管理工作，开创新型的应急管理工作新局面。